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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母语文化教育的精魂

  刘笑天 

  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王蒙先生提出“汉语保卫战”的说法,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击节称奇;有人以为杞人忧天,甚至由此数落母语的弊端,甲乙丙丁其言凿凿。

  更有意味者,王蒙后来否认自己提出过此种说法。

  那么,我们的母语文化教育是否处于一种理想状态呢。

  最先揭开谜底者倒是邻邦的韩国人。韩国《中央日报》载文,题目是《令人心寒的中国人的汉语功底》,披露在上海举行的一次高级翻译考试中,考生的英语素质很高,但汉语底子就不敢恭维了。应该妇孺皆知的“人之初,性本善”被翻译成“人之初,性爱本善”; “富贵不能淫”呢,则被译成“富贵但不能性感”。源于国歌的“血肉长城”竟然翻译成“用血和肉筑成的长城”。为此,韩国朋友饱含忧患地感慨,我们是否会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呢。

  天作巧合,与此相对照,2005年由中国译协举办的、被称为影响最大的“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与汉译英两个项目的一等奖双双空缺。外语学习不以培养翻译家为主要目的,我们不敢奢望现在的外语学习会培养出傅雷、朱生豪、查良铮、唐月梅那样的翻译巨子,我们更不敢奢望有鲁迅、丰子恺、林语堂、梁实秋那样的文学大师涉身翻译界。但说到底外语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母语水平,外语水平的低下其实折射的是母语水平的低劣。外语学习如果只培养清一色的角色,如同钱钟书《围城》中的张买办或者曹禺《日出》里的乔治张,即一群操着洋泾浜外语而对母语文化近乎无知的中国公民,那将是母语文化教育的莫大悲哀。

  曾经,围绕大学语文边缘化”引发过一场论争。心态宽松的温儒敏先生认为“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言下之意“语文教育的边缘化”也就再正常不过了。笔者倒赞成刘擎先生的观点,语文教育不以培养文学家为旨归,它培养的是运用母语进行清晰、真诚表达的能力,不知是否也有人认为这可怜的门槛也应该边缘化。温先生说大学语文不该承担中学“应试教育”留下的后遗症。中国知识人向来以铁肩担道义自命,本身是母语文化教育一“名士”,却将责任踢来踢去唯恐避之不及,那可是母语文化教育最深层次的悲哀——传统士人责任感使命感和现代知识人良知情怀的双重缺失。笔者这里倒有两个现成的“大学教育后遗症”回赠,一名牌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小友向我请教“文学常识”,自言都忘了,遗忘是人的天性原不足怪,但所问却不过是《左传》《史记》《通鉴》一类,我只能苦笑。一中学开设选修课《儒家文化经典》,一语文教育硕士问:“颜渊是谁?”问者一脸真诚,听者却只能再次苦笑了。更为可怕的是,目前活跃在课堂的正好是这一群体,对母语文化知识缺少基本构建,遑论把握母语教育的真谛与精魂了。他们不去对母语文化进行独立思考,不对母语文化进行个性体验,或者一脸漠然(心灵更漠然)地给充满生命张力的作品贴几个可怜的教科书标签,或者五官扭曲地卖弄几个时髦前卫连自己都不知做何解注的先锋用语,结果是连学生带他自己统统坠于五里雾中。

  笔者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二十年,常年批改学生作文,考试中成百成千地批阅考生作文。尽管每次考试都不乏文采斐然、思想深刻的满分卷,但是基础教育着眼点的是母语表达水准的整体提高,理想境界即所谓“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如今做到了吗?实事求是说差距很远。某省高中会考作文话题《中华名人与我》,考生作文材料之单一、内容之苍白、表达之平庸,令人不堪卒读——而这恰恰是目前高中学生的整体写作素质的缩影。

  一个四年级小朋友作文这么写:“自从我进入某某小学以来,烈士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他们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事迹至今经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超级早熟的话语模式、话语内涵已经不足以震撼公众的内心,麻木的公众已经习惯了这种言语和文体。更有甚者,即使是白发苍苍、年高德劭的长者面对黄发垂髫的儿童,也习惯于面无表情地读着那些冠冕堂皇、无关痛痒、毫无生气的官样文章。

  以上现象,皆非虚构,而且涵盖各个年龄时段国人的母语现状,由此折射了广义母语文化教育的深层痼疾。

  “汉语保卫战”——“保卫”一词时代特征太明显了,但我们的母语文化教育面临的尴尬地位却是有目共睹的。追根溯源,原因在哪里?

  有论者说英语学习挤走了母语学习的空间。是啊,泱泱14亿人的大国,学习英语举国若狂。但有什么办法呢,从考中学到考博士,从评职称到晋升,从研究中医者到研究古典文献者,专业可以搁置,唯独英语万万不能。搞双语教学一直到母语尚说不利落的幼儿园小朋友,荒谬到语文课也要双语进行。有的论者说五四一代人进行双语学习甚至多语学习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母语研究,然而那时的教育属于精英教育,他们的双语学习都处于高端层面。而今,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状态下,即便是专业的外语工作者,毫不客气地说恐怕也无法将语言精妙细腻的神韵在课堂上精确传达,更不用说那些操着不伦不类“母语外语”的表述者了。

  但稍具常识的人会明白,外语学习伤害的是母语文化的皮肉。因为外语学习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将母语文化贬低到一无是处,在文化上数典忘祖的“精英”毕竟还是少数。把卢梭、黑格尔、索绪尔、赛义德挂在嘴边,摘几句西哲名言就断定汉语没有哲学、汉语不是学术语言之类,让我们在读到所谓精英们对汉语的疏离陌生之外,更看到拾人牙慧者在灵魂层面一味炫技抑或媚外的可悲。

  有人说是应试教育败坏了母语文化学习的胃口。确实,应试教育使得莘莘学子和他们可怜的老师只为那最功利的一点点分数孜孜以求,它伤害了母语文化的神韵。然而在教育公平机制没有构筑成功之际,明知它不完美,具有良知的母语教育工作者只能拥有更多的无奈与期待。朱永新先生有名言:“教育是穷人除了造反之外翻身的唯一途径。”声若黄钟,撼人心魄。而且考试甚至科举地利弊远非浮躁的舆论陈述得那么简单。前些年语文教育讨论,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学语文教育甚至是中学语文教学,其实这是触及了一些皮毛,或者说只是冰山之一角。中小学语文教育只是母语文化教育现状的一个投影,上升到母语层面,希望引起整个社会的反省和思索,但短视而功利的人们都在忙碌着追逐“现实”层面的事物,能否引发他们的思考笔者可不敢乐观。

  我们迷失了母语文化教育的精魂,但身处“庐山之中”的人们浑然不觉。

  我们中国一度是制造豪言壮语的国度。在不少论著中包含了这样的话:“举世无双的汉字汉语”、“21世纪是汉语世纪”、“汉字是世界唯一有字理的文字”、“汉语:未来的国际文字”、“汉字将在21世纪发挥巨大威力”、“汉字是人类智慧的文字”、“汉语汉字是效率最高的语言文字”、“汉字是思维训练的有效工具”、“推翻汉语落后论,把汉语研究推向新阶段”(掀起新高潮、推向新阶段)、“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优秀瑰宝”、“汉字是音形义最佳结合的优秀文字,是超越时空的”。因为文化自卑而带来了文化狂想症,为理性清醒的论证所不取。然而基本的母语文化元素濒于丧失殆尽,文化断裂的鸿沟触目惊心,面对这种现象你怎能不为之百感交集。

  不少大学在着手建立国学院,并有人放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100所孔子学院之类,今世已无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把广义的国学锁定在大学的高墙之内,把它变成一种纯粹书斋里的学问,恐怕于事无补,更何况今日书斋早已喧嚣四起。所谓学问在某些人眼底心中早已沦落为获取博导、院士的叩门砖,由此少了性情,丢了情趣,甚而走失了血脉。

  有人开始在提倡读经,并且着古装、仿线装。嗡的一声,一群阔人、狭人,纷纷跟着起哄。民国之初,学贯中西、教育强国的蔡元培先生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教育模式——至今还没有人比蔡先生更有资格、更有水准折中古今、调和中西。周作人在《红楼内外》一文中称蔡先生为“古今中外派”,曹聚仁《谈蔡元培与唯理主义》中说得更明确:“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的,论其思想,倒是真正的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后来摇摆于新旧之间的章士钊曾经力主恢复,终因不合潮流不了了之。如今的“读经”做法,至多算是商业噱头,其目的止步于卖票或展销,在于推销自己以图名利双赢。

  有人主张以孔子出生年份纪年,美其名曰“孔元纪年”。一生奔波劳碌、重行重知的孔夫子终生困顿,死后却被别人屡屡祭上神坛、举到天空,倘若地下有知,闻此不知做何感想。于是又出现大规模的祭孔活动——这不是坏事,但毕竟学在民间,学魂在民间,“学魂”即鲁迅倍加推重的“民魂”。母语文化元素应该自由自觉地流淌在每个挚爱着这片土地赤子血脉里,而不是只披一件“外套”敷衍了事。孔子身后,他的弟子“心丧”三年,子贡更是自愿守护六年,所谓“心丧”,其意不言而喻。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儒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表象化地认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姿态越极端,思想越浅薄;声音越激烈,行动越苍白,商业走秀掩盖不了内心的疲弱。而所谓“心得”不过是现代版的心灵鸡汤,或者为某个阶层青睐的镇静剂,作为一家之言谁也无权干涉它的存在。但从感性层面,她疏离了孔子与《论语》的本真朴厚;从核心层面,她误读了中国文化的根基血脉——中国心。举国若狂奉若《圣经》,只能让我们读到了母语文化教育天堑一般的鸿沟与断裂。于丹式解读非但不会弥合这一断层,反而会使之更为深重。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老话题:五四。

  有论者肤浅地认为提倡母语文化的回归就是回到“孔家店”,即是阉割五四先贤的人文精神。其实阉割五四精神的何止少数,我们幼时的历史教科书把“五四运动”阉割成一场爱国学生运动,或者看成陈胡诸位只手撑天的新文化思潮。笔者以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四位才汇集成一个五四的完整版本。它的价值既在于除旧,又在于鼎新,在于新旧对撞,在于兼容中西。五四之后,刘师培、辜鸿铭、黄侃、梅光迪诸人及其代表流派的学术研究仍然延续着旺盛的生命力,而没有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即便毕生不断“尝试”新领域的胡适,他的学术生命也一直持续在“整理国故”的流程中。

  鲁迅“少读中国书”的说法在不断被引用着。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事例,陈寅恪留学归来,去拜谒夏曾佑,夏先生说很羡慕他懂那么多外国语言,因为中国典籍中已无书可读了。以上实例足可以摘来批驳回归母语文化之说,但说实话,它们大概只适用于鲁迅和夏曾佑这样腹笥丰赡的大师,他们一生浸淫于传统文化的海洋里,自然最明了传统文化的劣根在何处,至于我辈还是先把母语文化的常识弄明白再作它论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经历了先秦之儒、两汉之儒、宋明之儒的演变。先秦之儒的学说活跃于民间,不是官学与显学,所谓“纲常”“礼教”提出并且演变成桎梏人性精神世界的镣铐,是后来的事,而这恰是五四先贤们痛加鞭挞的对象。而且我们也决不应该把五四精神神化为放之何时何地皆准的绝对真理,避免它的狂躁与虚无(如汉语拉丁化运动)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今五四的话语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回视历史,五四已演化为一种需要继承的命题与传统。其实继承与创新何曾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实体,对创造而言,它们应该是一对须臾不可分离的双子星座,回归与创造双剑合璧方是创造力不竭的力量源泉。

  杜牧《注孙子序》云:“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参照传统文化系统,五四应该是“丸已出盘”了。而对母语文化教育的现状而言,回归与创造同等重要,它在构筑国人精神格局进程中的重要价值是毋庸多言的。希腊神话里,巨人安泰因为脱离了母亲地神盖娅,被赫拉克勒斯轻易举到半空击毙——这则神话的寓意是深刻的——全然漠视自己的文化谱系、文化归属,犹如脱离了自己的精神母体,置身于幻觉堆砌而成的泡沫之堡,结局不言自明。

  魂兮归来——还是皈依于脚下的热土吧,即使她曾经贫瘠,曾经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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